哈尔滨马拉松冠军张水华配资公司排名前十，被封“最速护士”。
她刚刚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，但如今，全网都在讨论的不是她的毅力与成绩，而是她的“低情商”。
几乎所有声音都在说：“她不该公开抱怨领导和同事”、“她不会说话”、“她情商太低”。
但今天，我想提出一个可能让很多人不舒服的观点：我们都错怪她了。
首先，我完全理解大家的批评，“公开场合抱怨”是职场中的大忌。
她哭着说“我只希望领导能支持我周末调休，支持调休，不是给假。”这句话暴露出“以自我为中心”的想法。
在她看来，跑马拉松夺冠是梦想、是大事。因为理所应当地认为其他人要做出“让步”。
展开剩余82%即便当时的情景是，记者在问她“作为医护人员，跑马拉松一路走来一定遇到了很多困难吧？”她一时感触，就开始抱怨诉苦。
这种“条件反射式”回答，依然说明她“自私”。奖金名气都是自己的，周末值班是同事领导该支持的。
张水华是1991年的，上班这么多年，社会程度还是如此低下，实在不应该。有人说她是“一手好牌，打得稀烂”。
采访的那一刻，张水华被冠以“冠军”头衔，她暂时被捧上了“神坛”。
大众潜意识里期待一个符合传统叙事的“完美英雄”：能力超凡，且品德谦逊、言行得体。
她应该“感谢国家、感谢单位、感谢领导同事”，无论是否出于真心，但是一定要体面。这才符合我们对“英雄”的人设想象。
而张水华的“真性情”抱怨，击碎了这个完美幻象。
于是，人们感到失望的不是她的行为本身，而是“她怎么不按我脑海里的剧本走？”。
这种失望迅速转化为了对“破坏规则者”的批判。我们渴望真性情，却又无法接受真性情带来的“不适感”。
这其实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式的职场焦虑。
很多人其实并不痛斥职场文化，他们只是痛斥自己在这种文化中“吃亏”。
一旦他们有机会，他们会立刻成为这种文化最坚定的捍卫者，通过维护规则来证明自己“吃过的亏”是合理的、有价值的。
其实，我们都是“张水华”。
扪心自问，上过班的人谁会不吐槽同事、抱怨领导呢？
而张水华居然敢公开说出我们只敢在私下说的话？她居然想挑战我们默默遵守的规则？
她的“真话”照亮了我们的“委屈”，为了消灭这种委屈感，必须先消灭说真话的人。
于是，批评她，就成了捍卫自己生活方式、证明自己“成熟”和“高情商”的方式。
因为承认系统有问题，就等于否定了自己长期以来在系统内忍受和付出的意义。于是，一直饱受诟病的“职场文化”就被正当化了。
我们喜欢的“真性情”，往往是安全范围内的、用于娱乐的、或者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、不会伤害任何现有规则、不会让自己感到不安的“真性情”。
而张水华的直言，是带刺的、令人不安的。
批评张水华，可以缓解“成为张水华”的恐惧和焦虑。就像“厌蠢”的本质是害怕自己“犯错”一样。
的确，张水华是“低情商”，她做得不够完美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和大家的看法是一样的。
但是，我们所有批评，都基于一个致命的假设：我们假设她发言时，处于和我们一样的、冷静的、理智的日常状态。
而事实上，她刚刚在生理期，流着血，跑完了42.195公里。从生理学上看，此时她身体极度脱水、缺氧，大脑认知功能严重下降，处于一种“神志不清”的本能状态。
而且此时还有身边“引导”的记者。我们不了解张水华，我们还不了解媒体记者吗？“捕风捉影”“断章取义”不都是惯用手段吗？
当我们用“日常社交”的规则，去审判一个“生理极限”状态下的人，这真的公平吗？这就像批评一个发烧40度的病人，为什么逻辑不清晰一样。
生理期别说让我跑步，就算是让我躺着我都浑身酸痛。我昨天就是生理期，坐在电脑旁就很辛苦，别说思考了。
这还是对于一个经常看书写作、在公共平台发表观点的人，很显然，走下赛场，张水华只是一个普通人。
“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”，如果说错一句话，就要否定一个人的全部的话，那我们的社会还是不够文明宽容。
所以，我们错怪的，或许不是张水华这个人。我们错怪的，是人性固有的弱点。
我们总是习惯于拿着放大镜去审视别人的言行瑕疵，却从未想过，如果把我们自己放在对方那个极端的情境下，我们的表现可能会更加不堪。
我们苛求一个刚从赛场下来的英雄，立刻变成一个滴水不漏的圣人。这才是这件事里，最值得我们反思的“错怪”。
所以，下一次，当我们又想轻易地去批评一个人“不会说话”、“情商低”的时候，或许我们可以先暂停一秒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
“有没有可能，我只是看到了她冰山一角的言行，却并不了解她背后正在经历的狂风巨浪？”
学会理解这种可能性和人的复杂性，就是我们告别肤浅批判，走向理性共情的第一步。
比批评张水华更重要的，是理解自己内心的投射和恐惧。
她的话其实并没有刺痛我，或者说只用0.01s我就能判断出话里面的问题，但是我知道那是真话。
如果我们真的痛恨某种文化配资公司排名前十，那我们最不应该做的，就是去惩罚那个不小心戳破皇帝新衣的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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